白居易，一生的75年間經(jīng)歷了唐代宗到唐武宗九個皇帝，官至刑部尚書，留下的文學作品近百萬字。
這其中，詩歌約3000首，在當代詩人中可算個中翹楚。而讓世人更為探究的是，其在當時的黨派之爭中，居然可以“安然無恙”。其實，從他的詩歌中，便可窺知其中原因。他遠離矛盾，采取“中庸”之道，以一種“度身世外”的超然姿態(tài)，絕不參與黨爭。
天寶十四載（公元77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fā)，之后，這場叛亂更是持續(xù)了八年之久。原本積蓄已久的各類矛盾，及社會危機瞬間激化，使得當時大唐的國力、民生都遭到了重創(chuàng)。《舊唐書·劉晏傳》記載，“五百里中，編戶千余而已”，一片蕭條凋殘慘狀。
自此，藩鎮(zhèn)、宦官、朋黨成了當時社會的“橫行勢力”。
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任職任校書郎。于是，注定了其仕途生涯不可避免要糾纏于派系之爭。而戰(zhàn)爭前后的巨大社會反差，也讓其心態(tài)瞬間被扭轉(zhuǎn)了。都知道，詩歌是抒發(fā)心志、理想的載體，要真正讀懂詩人的作品，就需要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洞悉詩人的創(chuàng)作動機，才能把握詩人所表達的情感。
當時，不少文人無法“置身事外”，作品或多或少都會感慨時事一番，可是，白居易卻是一個“另類”。
白居易所處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當屬牛李黨爭了。牛李黨爭，又稱“朋黨之爭”，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官僚集團之間爭奪權勢的宗派斗爭。
“牛黨”，大多科舉出身，門第低微，勤學苦讀獲取一官半職，屬于庶族地主。
“李黨”，大多世家出身，門庭顯赫，依靠背景進入官場，屬于“門蔭”出身。
從表面上看，是“庶族”和“士族”的爭斗，但其實，兩黨在政治見解上的分歧也很大。
矛盾主要集中在兩方面：
第一，何種途徑選拔官僚，“牛黨”力推科舉，“李黨”堅持“門第出身”。當時，李德裕的觀點是，公卿子弟自小熟悉官場，做官自然就輕車熟路。
第二，在藩鎮(zhèn)問題上，對于不聽話者，“李黨”主張以“打”立威，而“牛黨”則要息事寧人。
除此，兩黨之爭，不可避免會牽扯個人恩怨。一方上臺，另一方被踩在腳底。因此，“牛李”兩黨在唐穆宗、唐宣宗時期，輪番掌政，相互傾軋，進一步加劇了統(tǒng)治危機。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列舉了大量史料。
可見，當時的政局，由于政治勢力的對立，動蕩異常。
那么，白居易的立場呢？
簡單來說：中立、調(diào)和。
而陳寅恪先生卻論定，白居易為“牛黨”。因為，有學者從其門第出身、官場態(tài)度、仕途命運，以及其詩集舉證。
就詩歌來看，他和“李黨”生分，文字上的“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
剪削干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
近來吹者誰得名，關璀老死李袞生。
袞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
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
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fā)聲。
山頭江底何悄悄，猿聲不喘魚龍聽。
翕然聲作疑管裂，詘然聲盡疑刀截。
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棱節(jié)。
急聲圓轉(zhuǎn)促不斷，轢轢轔轔似珠貫。
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
下聲乍墜石沉重，高聲忽舉云飄蕭。
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
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diào)一聲雄出群。
眾音覙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
嗟爾陽陶方稚齒，下手發(fā)聲已如此。
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盡管，他讓自己避免陷入政治上的爭斗，但外界的這些紛爭必然會影響到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而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自然離不開他的仕途背景，分析對比其詩歌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和階層的某些特質(zhì)，因為，那個時代造就了他，以及他眼中的世界和他正直向上的心態(tài)。
對比之下，白居易的詩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變化：
首先，內(nèi)容的變化。
長慶二年以后，他的詩歌中少有反映時事，題材大都集中在山水、友人思念等感傷、閑情之作。
雖然，他因病被免蘇州刺史，但并不感傷自己的遭遇，反倒訴說自己的“知足”：
“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
——《白居易集》之《序洛詩》
除此，他更是屢屢以作品抒發(fā)其對所處時代以及自身的滿足：
“我今對鱗羽，取樂成謠詠。
得所仍得時，吾生一何幸！”
——《春日閑居三首》之二
“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
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
如我優(yōu)幸身，人中十有七。
如我知足心，人中百無一?！?/p>
——《狂言示諸侄》
其實，這些詩在后人眼中，少了“豪邁”淪為了“庸俗”，除此，他還有不少“乏味”的創(chuàng)作。
“暖床斜臥日曛腰，一覺閑眠百病消?！?/p>
——《閑眠》
甚至于，他還公然支持庸人哲學：
“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于我身?！?/p>
——《讀道德經(jīng)》
由于，這的些大量類似“庸俗”之作，他也被人批評晚年墮落，只顧自身生活安逸，惘視當時社會現(xiàn)狀。當然，也有人認為，他只是用詩歌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這些不過是其生活和心態(tài)的自然描繪罷了。
但寫詩的目的，終究是其心態(tài)的一種文字表象。
他的政治立場是“中立”，作品自然會遠離“政治”，若是抒發(fā)不滿，就等于是一種指責。
既然選擇遠離，那作品必然會“庸俗”了。
但這種“知足”，何嘗不是一種“不滿”的“變體”？
張安祖先生曾分析過，他是以表面上的“樂”來粉飾自己內(nèi)心的“憂慮”。他不愿意和這些“勢力”“共事”，雖以隱居方式來“逃避”現(xiàn)實，但心中的“理想”卻是無法“疏解”，只得依靠自身力量，嘗試用“俗人”的心態(tài)去看這個世界，用“知足”的認識讓自己“平庸”。
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白居易轉(zhuǎn)而尋求精神的慰藉，如：參禪、學道和飲酒。就如《對酒閑吟，贈同老者》所說：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
遠行將盡路，春夢欲覺時。
家事口不問，世名心不思。
老既不足嘆，病亦不能治。
扶持仰婢仆，將養(yǎng)信妻兒。
饑飽進退食，寒暄加減衣。
聲妓放鄭衛(wèi)，裘馬脫輕肥。
百事盡除去，尚馀酒與詩。
興來吟一篇，吟罷酒一卮。
不獨適情性，兼用扶衰羸。
云液灑六腑，陽和生四肢。
于中我自樂，此外吾不知。
寄問同老者，舍此將安歸。
莫學蓬心叟，胸中殘是非。
其次，藝術形式的變化。
這一時期，他的作品中鮮有七言古體詩。這種詩體，主要用來敘事以及抒發(fā)豪邁情感。只是，那時的他，深受黨爭的影響，拒絕議論政事，情感很是平靜。所以，很少創(chuàng)作七言古詩。而是創(chuàng)作了大量、篇幅短小的近體詩絕句。
除此之外，面對朝中“甘露事變”這樣的重大“政事”，他依舊平靜，所寫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詩。
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塵。
每遇凄涼事，還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煉金銀。
睡適三尸性，慵安五藏神。
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正如：“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由此可見，他對于朝中發(fā)生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經(jīng)“無動于衷”，或者說，他對朝廷已經(jīng)不再抱有什么幻想， 所以，“懶得啰嗦”。
最后，表現(xiàn)手法的變化。
其實，他還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寓言詩，如《池鶴八絕句》、《鶴答雞》、《烏贈鶴》等。他之所以如此創(chuàng)作，是想用這樣的形式，隱晦表達自己的觀點及志向。
雖然，他憎惡官場上的虛偽、貪婪及庸俗，但卻“受困”于官場的影響，處境極為尷尬。于是，他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而是采用這種方式來說出自己的“愛憎”。
由此可見，白居易在政治上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就是因為黨派之爭，他看清了官場的“黑暗”，徹底對政治失去信心，最后，不得不選擇逃避。所以，其后期的作品中基本不涉及政治，與其前期作品《新樂府》、《秦中吟》，這些富有斗志的詩篇就形成了對比。
雖然，那些作品通篇充滿著“滿足感”，但卻無法真正感知輕松，一種低迷的情緒始終揮散不去。
其實，這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白居易縱有豪情壯志，也只得壓抑在字里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