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個體的行為和反應受其所處情境深刻影響，本文從“人在情境中”理論視角出發(fā)，對邪教組織的精神控制模式進行簡要分析，主要通過對邪教組織采取的構筑權威、去個性化、“敵意想象”心理建構等精神控制手段的解析，探究邪教組織是如何設置情境塑造信徒集體的行為模式，以便更好地開展實務工作。
【關 鍵 詞】情境 精神控制 構筑權威 去個性化 敵意想象
“人在情境中”這一理論起源于20世紀初，由Ma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在慈善組織會社和睦鄰組織運動中推行，后經(jīng)心理暨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戈登·漢密爾頓（Gordon Hamilton） 提出。該理論模型是一個多維度的框架，旨在理解個體如何在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表現(xiàn)和互動，強調(diào)個人的行為和問題不能脫離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單獨理解，要將個人與其周圍的社會環(huán)境、人際關系等因素結合起來綜合分析?；诖死碚撃Ｐ停覀儗⒅饕獜臋嗤榫?、去個性化情境、二元對立情境三個方面來闡述邪教組織如何操控情境影響信徒。
按照我國現(xiàn)行法律，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fā)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本文的所有分析都基于此概念。
一、權威情境的設置
“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證明，“在權威的強大壓力面前，個人的抵抗力是十分渺小的”。作為群居生活的人，從出生伊始就處于對規(guī)則服從和對權威忠誠的環(huán)境中，即便是具有正常獨立思維的成年人也是習慣于服從權威。
邪教組織是利用權威情境的老手，通過不斷強化“權威—服從”互動模式，并最終生成“神化教主—奴化信徒”內(nèi)部情境。在邪教組織內(nèi)部，教主是絕對的權威，教主不斷通過操控自身的權威地位和加強信徒集體的習得性無助現(xiàn)象來構筑教主崇拜的控制模式。
利用教主絕對權威操控信徒集體。教主崇拜是邪教組織的首要特征，是邪教組織立足與發(fā)展的基石，也是控制信徒的基本手段。邪教教主充分利用人類對超自然、超社會神秘力量的崇拜，精心設計和塑造自身的神化力量，通過有針對性的宣傳技巧，確立自己在信徒心中的超凡地位，從而獲取對信徒精神和行為的控制權。宗教比日常社會生活更為強調(diào)服從權威，在宗教世界中，神佛權威的指令更是判斷一種行為是否正確的唯一最高標準。邪教組織竊取了宗教這種對神佛權威的培育方式，偷換概念后將這種神佛權威轉移到教主個人身上，確立教主的權威從而實現(xiàn)對信徒的支配和控制。例如，“法輪功”邪教組織強調(diào)教主李洪志把握著一切，練功者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師父”李洪志，因為“師父”不僅有“法身”保護自己，還能帶自己到“神的世界”，這樣“師父”李洪志就完全控制了練功者，練功者成了“師父”附屬，一切都被“師父”同化掉了，完全喪失了自我。
加強信徒習得性無助狀態(tài)。在構筑教主權威的同時，邪教組織不斷奴化和打壓信徒群體。邪教組織擅長利用錯誤歸因來強化信徒群體的習得性無助狀態(tài)，將信徒的好的方面全部歸因于教主或組織的功勞，并刻意強調(diào)信徒的努力和他們所取得的成績沒有任何關系，讓信徒產(chǎn)生“自己無法控制行為結果和外部事件”的非理性認知，壓制信徒個體的主觀能動性以增強信徒集體對邪教組織的被動服從。邪教組織信徒長期處于習得性無助狀態(tài)下自我效能感是極低的，使得他們更迫切需要一個權威來引導他們。在此情況下，教主的權威得到進一步強化，“神化教主—奴化信徒”的情境互動模式更加穩(wěn)固。邪教教主總是把自己打扮成神佛化身，“法輪功”頭目李洪志篡改自己的生日，改成與釋迦牟尼佛同一生日，稱自己是釋迦牟尼佛轉世，并吹噓自己高于神佛，謊稱自己的法力比釋迦牟尼高幾十萬倍，狂言“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類我都能管”，說自己是把人類超度到光明世界的唯一救世主。李洪志強調(diào)，信徒練功必須集體進行，在話語上只能用“李洪志師父說……”“李洪志師父講……”的方式表達，從而強化了對教主的崇拜。
二、去個性化情境的設置
為了更好地控制信徒，邪教組織通常會設置一系列的去個性化情境，使信徒脫離現(xiàn)實環(huán)境更好地融入邪教組織中。去個性化主要是指個體在特定環(huán)境下表現(xiàn)出和平時自我認知不一致的行為和態(tài)度，通常表現(xiàn)為自我意識減弱、責任感降低、行為沖動等。
創(chuàng)建匿名環(huán)境。系列心理學研究證明，任何讓人感覺擁有匿名性的事務或情境都會削弱個體的行為辨識度，即個體在匿名環(huán)境中更容易喪失理性和節(jié)制從而不假思索地接受行為要求，而不會過多地去思考該行為要求合理與否。例如，“全能神”邪教組織會要求信徒取“靈名”，信徒之間不以真實姓名交往，在日常往來中以“弟兄姊妹”互稱，這種匿名化的交往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信徒擺脫現(xiàn)實環(huán)境所帶來的秩序要求及道德束縛，使得信徒在執(zhí)行邪教組織的指令時不受心理束縛，無需考慮指令行為是否合乎法律秩序的要求，因為此時沒人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是什么。同時，這種匿名環(huán)境的設置讓信徒群體之間的凝聚力大大增強，作為“弟兄姊妹”信徒之間不再有隔閡，這種身份的同一性讓他們更自然地執(zhí)行越矩行為的指令并且不必擔心責任承擔的問題——“因為大家都這么做，所以責任不在我個人”。
加強情感依賴。強烈的集體情感有助于加強去個性化情境。邪教組織有著各式各樣的刺激信徒群體強烈情感的辦法，在信徒加入初期邪教組織會營造一種信徒之間關懷、溫暖的“家庭”一般的情境歸屬。為增加這種“家庭”屬性的情感依賴，邪教組織會安排各種富于儀式感的集體活動，如禱告、唱歌、背誦教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信徒群體需要參加更多邪教組織安排的集體活動，以此來強化洗腦、增強依賴、穩(wěn)固對信徒的控制。此外，邪教組織還特別重視利用懺悔機制來增強信徒對組織的依賴。邪教組織通過懺悔讓信徒自我揭露過往的言行，坦白自己的“不純潔思想”，這種絕對的自我暴露讓信徒處于精神裸體狀態(tài)，這能夠讓邪教組織輕易抓住信徒的把柄，成為要挾、控制信徒的依據(jù)。例如，“全能神”邪教組織要求信徒每日懺悔禱告，將個人過往經(jīng)歷和盤托出并“解剖罪行”，通過懺悔讓信徒深入挖掘自己過去的種種“錯誤”和“罪行”，樹立“墮落自我”的形象，以此構建起情感囚籠，逐步瓦解其自主意識，使其陷入自我懷疑和自責之中，動搖其原有認知和自我價值感，讓信徒覺得只有依靠邪教才能獲得救贖，信徒因此淪為邪教控制的工具。
人為地“社會性隔離”。社會性隔離是指個人處于與他人或社會孤立和脫離的狀態(tài)，屬于個體社會關系缺失。當個體處于社會性隔離情境中，個體在社會互動中處于邊緣化狀態(tài)，經(jīng)常表現(xiàn)為與他人關系疏遠、缺乏社會支持網(wǎng)絡，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的減少。邪教組織對信徒群體的“社會性隔離”可謂是登峰造極，通過對信徒群體物理性和心理上的隔離，切斷其社會的聯(lián)系而封閉于邪教組織這個狹小情境中。邪教組織通過采取物理隔離策略，剪斷信徒與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通過不斷施壓，強迫他們離開工作單位、家庭和親朋好友，全身心投入到邪教活動中。
極端的信息控制。“一旦你控制了某人的信息來源， 你就限制了他獨立思考的能力”。邪教組織對信徒進行信息和思維控制，切斷信徒群體與社會的心理連接。在信息控制的環(huán)境中，信徒唯一能夠聽到的是教主的真言，唯一能夠看到的是邪教教義，通過反復背誦、宣講、暗示和行為強化，邪教的歪理邪說內(nèi)化為信徒的思維方式和習慣。邪教組織非常重視對信徒語言的控制，信徒的言談話語只能是邪教教義和教主言論，阻止信徒獨立思考和理性化分析。邪教組織會具體地指導信徒思考什么以及怎樣思考，將信徒思考的內(nèi)容和形式嚴格限制在邪教教義所允許的范圍，阻斷信徒獲取多樣化、多元化知識的渠道，因而信徒們再也接觸不到與邪教教義和教主言論之外的內(nèi)容，更接觸不到對邪教組織的批判性言論。長此以往，信徒們形成一種單向線性的邪教思維。例如，“全能神”邪教組織用“吃喝神話”來表達“將教主的要求變成日常生活行為準則”的內(nèi)涵，不僅讓信徒們反復閱讀書籍、唱神話詩歌、聽錄音材料，而且要將“神話”內(nèi)化為日常行為準則，活在“神的話”里。
三、二元對立情境的設置
為了加強對信徒群體的控制，邪教組織刻意制造與現(xiàn)實社會環(huán)境的二元對立，讓自身成為社會交往中的“孤島”，要想讓信徒死心塌地地留在“孤島”上，把外界描繪成十惡不赦的“敵人”是最好的辦法。
“敵意想象”心理建構模式是個體出現(xiàn)歸因偏差的一種表現(xiàn)，主要指個體傾向于將他人的模糊或中立行為解釋為惡意行為?！皵骋庀胂蟆睂е聜€體立即進入防御模式，甚至直接反擊對方的言行。讓一個社會群體憎恨另一個社會群體，最好的辦法便是通過“敵意想象”這種心理建構，經(jīng)由各種宣傳手段植入人們心中，讓群體之外的他者變成“敵人”。這種心理建構可以通過話語和圖像達成，海報、電視、雜志封面、電影、網(wǎng)絡上的戲劇化視覺影像，伴隨著強烈的恐懼和憎恨情緒，“敵意想象”刻進腦海深處。
邪教組織對“敵意想象”心理建構手段的運用尤為嫻熟，在刻板印象的基礎上，對組織內(nèi)、外進行兩極化定義，構筑一個“非我即敵”的情境，先排除組織之外的人的人性，認定組織之外的人是無價值且邪惡的，污名化組織之外的人；然后再通過各種宣傳手段營造邪教組織之外“敵人”的各種威脅和打壓逼近的緊張氛圍。通過“敵意想象”這種心理建構手段使得信徒群體更加清晰地劃分出“我們”和“他們”的界限。當信徒群體想到“敵人”的“無價值”時，他們作為邪教組織成員的獨特性和優(yōu)越感大為提升，從而強化了他們對組織的認同感。當邪教組織一再強調(diào)，外部的“敵人”正在試圖攻擊大家的時候，信徒集體共同抵抗“敵人”的需要會大大增強組織的凝聚力，為“保護組織而有所行動”的想法就水到渠成了，至于這些所謂的保護行動是否符合常理就不在信徒集體的考慮范圍內(nèi)。
人的行為受理性和情感的雙重影響，信徒集體在邪教組織的情境控制之下，理性思維已被牢牢壓制，信徒的感情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圍之內(nèi)。當邪教組織要求信徒把尊敬、愛戴、感激等積極的感情都投向教主和邪教組織，而把憤怒、痛恨、抱怨等消極的感情都指向組織之外時，“敵—我”對立的二元世界牢固確立。對于邪教組織而言，此時無論號召信徒對“敵人”做出任何行為都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1978年11月，在南美圭亞那的一個偏僻社區(qū)瓊斯鎮(zhèn)，美國“人民圣殿教”914人集體自殺，從現(xiàn)有資料來看，這是規(guī)模最大的邪教集體自殺案。案發(fā)當時，在美國國會議員進行調(diào)查后，教主吉姆·瓊斯害怕實情暴露，派人阻攔和暗殺調(diào)查組，后又害怕自己受該樁謀殺案的牽連而被捕決定以“革命自殺”的方式來操縱教派的結局。教主瓊斯憑借自己出色的口才，描繪了暗殺失敗后美國軍隊行動的恐怖后果，接著他描繪了選擇“革命自殺”的榮耀，信徒集體就在這種對外界社會的“敵意”下完成了自殺行為。
為了控制和操縱信徒，邪教組織處心積慮地構筑精神控制的情境，作為個人的信徒一旦進入到邪教組織精心策劃的環(huán)境中容易迷失自我、失去對理性的控制。在面對邪教組織信徒時，我們既要考慮信徒個人的特殊情況也要從邪教組織本身出發(fā)來揭示真相，通過識別邪教組織溫情外表之下的“神套路”讓邪教組織鋪設的精神陷阱暴露于陽光之下，幫助誤入邪教陷阱的人遠離邪教組織中別有用心的“偽神們”。